1977年6月，万里抵达安徽合肥，这里的气氛与他预期的截然不同，等待他的不是热烈的欢迎，而是一堆关于粮食、自然灾害和人民生活状况的报告。原本，他是打算前往湖北担任主职，但因为人事变动，最终被调往这个困境重重的省份。这次调动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原因。中央最初计划让他成为湖北省委的负责人，但因该地区形势较复杂，最终调整为第二书记，这一变化被视为职位的降低。虽然如此，万里并未对此表达异议。他深知，干部调动是组织安排的必然。

邓小平对万里的能力与处事风格有着深刻的了解，认为他能够迎接挑战并在复杂局面中找到解决方案。于是，邓小平建议华国锋将万里调往安徽，这一提议迅速得到批准。1977年6月18日，华国锋与叶剑英通知万里，他将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。几天后，他便抵达安徽，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另一番挑战。安徽的实际问题远超纸面数字所能呈现的。

万里上任后，迅速下乡调研，发现许多地方的粮食收成极为有限，农民在交完公粮后剩余口粮难以维持一年生活。在春荒时，许多人甚至铤而走险，采集野菜或树皮为生。部分村庄因人口流失，青壮年外出谋生，留下老人和儿童，生产队的犁牛也因缺乏营养而瘦弱不堪。更令人烦恼的是，许多农民并不是不愿劳动，而是由于长期以来的分配机制使得他们的付出与劳动回报难以挂钩。从基层传来的质疑道出了一个深刻的矛盾：“干和不干，没啥区别，谁还会拼命？”

万里意识到，这是集体经营中的一个根本问题：虽然有组织的优势，分配过于平均使得个体劳动成果与收益脱节，进而严重影响了生产积极性。他没有急于提出宏大的解决方案，而是从放宽基层限制开始入手。安徽省委迅速制定政策，允许生产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灵活管理，支持农民发展家庭副业，因地制宜地调整生产责任制。这一系列措施后来被总结为“省委六条”，关键在于重新赋予了基层一定的决策权。

随着这些改革的实施，农民的生活逐渐得到了松动。真正推动这一改变的，不是文件本身，而是农民对收益的期待。只要劳动成果能够明确归属，沉寂的生产热情便会重新被点燃。1978年安徽遭遇严重的干旱，农业生产再度面临轩然大波。万里要求确保粮食供应和救灾，同时鼓励农民临时耕种荒地，尽管这一做法当时因涉及集体土地的承包而引发争议，许多人担心这是否会偏离社会主义道路。

万里对此回应道：“土地荒着也是浪费，不如先让群众把粮种出来。”这并非简单否定集体所有制，而是在灾难面前，尝试改变僵化的经营方式。结果显示，农民在自主管理土地下，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，荒地的丰收明显超越了许多集体经营的土地。小岗村的实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。1978年11月24日，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商量将生产队的土地分给每家耕种。在按下红手印前，他们对未来的路并不明朗，只觉得原有方式难以维持生活，决定共同承担风险。

分田到户后，小岗村的农业生产迅速焕然一新，农民勤奋耕作，1979年粮食产量大幅提高，群众生活显著改善。此消息迅速传遍安徽各地，许多生产队纷纷要求尝试类似举措。万里并未一概否定这些探索，而是强调从实际出发，允许基层进行试验。愿意试点的地方可以先行，条件不足的地方则不强行推广，这一宽容的改革态度减少了不必要的震荡。

然而，阻力依然存在，有些人视包产到户为对社会主义的背离，省内外对改革的意见不一，万里的压力来自政策争论和粮食能否真正问题解决的现实检验。然而，安徽的变革最终提供了证明。到1979年，全省的粮食生产与农村经济均显著好转，许多曾经外出乞讨的农民回归故乡，荒地也重新有人耕作。对基层群众而言，改革不是抽象的概念，而是粮仓里增加的粮食，是一家人不再为下一顿饭担忧的希望。

万里将安徽的实践与问题整理成材料上报中央，邓小平等领导人对农村改革表现出关注与支持，包产到户政策随后逐渐迈向更大范围的实施。1980年，万里调回中央，先后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与国务院副总理，安徽的农村改革经验成为全国改革的重要部分。这场改变安徽农业面貌的实践并非一次预设的宏大设计，而是一场因人事安排而引发的自然变革：原本打算去湖北的万里，因意见调整被任命到安徽，进而开启了一场农业改革的新篇章。